浅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一、“士”的入世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士”，也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满腔热血，他们忧国忧民，他们自觉的将国家命运与民族道义扛在肩上，每每在社会转折的重要关头，我们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或运筹帷幄，或指点江山，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谱写下自己的人生诗篇。
徐复观先生说：“中国从周初人文精神开始跃动时就有‘忧患意识’的出现”。这种“忧患意识”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到屈原的沉江而死，都体现出“士”这一阶层在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时的担当与气节。但这种“忧患意识”却要等到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肇始以后，才露其形迹。
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诚如他所说，是因为“天下无道”。在这里他已经把“弘道”视为自己的内在责任了。而除了儒家之外，诸子百家也纷纷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时期可说是中华文明最为灿烂的阶段，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足以为万世师表的人物，在此之后，至少在精神领域，后世再没有达到如此高度——我们习惯将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称之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他们甫一登台，便呈现出与西方知识分子强调“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理路之不同，他们不仅要“思”，而且要将“思”的成果转化为君王的驭国之“道”，所以，成为“帝王之师”便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即便飘逸豪放如李白，他虽曾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但当他真正得到唐玄宗征召时，他的喜悦之情也是溢于言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两句诗正是他渴望成为“帝师”的真实写照。而出于稳定统治的需要，历代君主也将笼络文臣谋士视为成就霸业的重要一环。
对中国历史稍作回顾，便可知道“士”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作为千古第一相，李斯助秦始皇一扫六合荡平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并创立多项制度，为后世奠定制度基础；唐太宗在看到新取进士之时大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宋代是科举制度发展和成熟的重要阶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读书人的梦想，平民士子得以通过科举制度大量登上历史舞台，北宋政治家文彦博更是明确提出君王应与“士大夫治天下”；此后，虽然朝代在不断更迭，甚至在南宋灭亡之后有“厓山之后无中国”之说，但中华文化的血脉并没有断绝，甚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葛剑雄先生就明确说道：“在蒙古入主中原开始，就基本接受和继承了以往各朝的制度·····从中国这一名称出现至今3100余年间，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渐扩大和稳定，它所容纳的民族与文化越来越多样和丰富，它所形成的制度日渐完善，中国是始终延续的，从未中断。总之，无论厓山前后，都是中国”。所以，可说“厓山之后无宋朝”，但却不能说“厓山之后无中国”。
而且在之后的历史进程里，即便在异族入主中原时期，如元和清，他们可以靠强制和暴力改变汉文化的诸多符号，譬如服饰，譬如削发，但却无一例外地在文化上成为“被征服者”，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后世政权始终没有废除科举制度，并使之成为获取人才、巩固统治的主要渠道，而这也成为中华文明没有断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这种传统也没有消亡，反而在那个特殊年代生发出更伟大的力量，闪耀出更耀眼的光芒。近代中国命途坎坷，山河破碎，当此民族危亡之际，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安心躲在象牙塔里不问国事埋头学问，而是将国家复兴、民族独立的责任扛在肩上。他们希图在政治昏暗、外患频仍、传统断裂的现实中探求民族自由、文化重光、国民新生的道路和方法，他们在穷愁困厄中努力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坚守知识分子的坚韧品格和高尚情操，于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特殊年代，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如今，我们习惯将那批人称为“民国大师”。虽然他们的个人命运和最终归宿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属于那个时代的发声者，他们用一篇篇文章，一段段文字摸索着中华文明的出路和未来，即便现在看来他们的观点也未必全对，但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站了出来。只要一个国家和民族还有这些“敢为天下先”的人，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不会真正消亡。
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在谈到古代士大夫精神时说到，“士”的精神传统有两大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二是重名节，讲骨气。由于“士”阶层所怀有的家国情怀和文人骨气，使得他们在面对社会动荡时更能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反省，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先贤前辈留下的那些数量浩瀚的文学作品：“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斯人已去，但他们的精神和风采却得以延宕，并且通过代际传承，渗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二、“入世”传统的失落
与传统士大夫相比，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局面完全不同，国家命运的走向已不是先前的朝代更迭模式，与“亡国”相关联的，是“灭种”。这里的“灭种”并非指中华民族的“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社会性质发生剧变，“士”也有了新的时代含义：“最迟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一个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即‘intellectual’，通译为‘知识分子’）”，从此，传统士大夫有了新的社会形象和时代称谓：知识分子。对此，余英时先生认为：“‘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民族存亡之秋，文明断绝之际，他们表现出了“士”的担当和责任，这在上文所述诸位民国大师身上都可窥见一斑。
笔者之所以要如此赘言，是因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世”传统在当代的失落。与大约不到一个世纪前的群星璀璨鸿儒辈出相比，在先贤名士不可避免的仙逝之后，在当下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论调是“这是一个没有一个大师的时代”、“知识分子失声的时代”。
资中筠先生在评论此种局面时说到，如今再以“士”的两大精神传统来看当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可以发现“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但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传统士大夫所怀有之“以天下为己任”和“敢为天下先”的胆略气魄也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日渐消散，“士”的入世传统似乎面临失落。
诚然，某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到何种高度，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文化政策等息息相关，但为何在当下我们陷入这样一种文化困境？个中缘由颇值玩味。
首先是社会价值导向的功利化，财富成为当今社会衡量人和事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当我们讨论一个人是否成功时，首先看他所拥有的财富；当我们讨论一件事的利弊时，首先考虑它能否为我们带来收益。这种价值导向产生的结果就是造成整个社会心态浮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早已成为故纸堆里的虚华辞藻。面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他们感到深深的无力和无奈。与成为道德英雄相比，人们更关心怎样获得实在的地位、权力和财富。诚然，无论是国家实力和家庭生活，都要有强而有力的物质基础，这也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但倘若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文精神和道德塑造的缺失为代价，那这样的无异于因噎废食顾此失彼。
其次是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使得现代人的时间呈现碎片化分布，加上现代媒介方式的出现，使得民众的阅读习惯逐渐式微。在现代生活节奏下，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已非传统的书本，而是形形色色的手机应用，碎片化的时间分布决定人们更愿意通过刷微博、看朋友圈来获取信息。而现代社会的种种生存压力使得人们在暂时放下工作时也趋于选择放松性、娱乐性、消遣性的活动，导致人文素养缺失。
再次，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媒体效应日益扩大，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通过媒体以大众利益代言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然而其中大多数并非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有着明确利益属性的“媒体知识分子”。如此一来，公共空间领域便成为媒体知识分子情感发泄、学术叫嚣的菜市场，而真正具有公共关怀潜力的知识分子则不得不停留在象牙塔之中。知识分子本身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以及周围大众的冷漠，使得知识分子的批判不仅失去主动的传播能力，更失去强力的社会支援。迷茫的知识分子或是明哲保身，或是投机取巧，或是一直挣扎在矛盾思想的土壤中，始终难以把握对公共空间的参与。
在如今的公共文化领域，到处充斥着的是煽动性的话语，而不是理性的分析、精神的高远，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知识分子逐渐被边缘化，恶趣味和庸俗化占领了文化市场，为迎合大众，媒体知识分子也不断地改造自身，时而爆出雷言雷语，誓作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至此，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被再度压缩。
而网络文化的兴盛和繁荣，也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网络文化的特征是对一切现象皆取戏谑之态度，无论何种严肃宏大之事物，一旦沾上网络，便显得不那么严肃，因为网民们总有方法在其中找到他们觉得有趣的“兴奋点”，并使之变得庸俗化，这一点从知识分子的称谓名称上便可看出端倪：“教授”变成了“叫兽”，“专家”变成了“砖家”，这一方面与知识分子的自身表现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代民众对“知识分子”所持之态度。
在中国传统社会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有这种称谓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在变化。知识分子本应担负起引导大众、针砭时弊的责任，但近些年频频发生的学术造假、论文抄袭等现象，再加上不时爆出的“桃色新闻”，都使得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普通民众中大打折扣，他们并不认为这个群体是社会精英和意见领袖，当民众的敬意与尊重渐渐被消费殆尽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逐渐转为了戏谑和调侃。
在这种种因素作用之下，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话语权，而且逐渐丧失了以往的道德高点和精神领地。
三、重拾“士”的精神传统
知识分子是历史转折时期的民族先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的引导息息相关。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而“士”阶层也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与气节。现下中国所面临的局势比先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复杂和严峻，在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至为重要，面对多元思想文化对国人的冲击和影响，当代知识分子应担负起时代舵手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冲破层层迷雾，探求民族未来。
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主动承担起“启蒙者”的责任，在论及当今社会的文化走向时，资中筠先生说道：“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再一次启蒙，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 而对这一群体自身来说，在已经出现“知识分子失声”倾向的社会趋势下，如何重回公众视野，承担好“时代舵手”的责任，是每个有社会良知的知识人都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
首先，知识分子应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不论何种活动，其本质都是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抛却其所扮演的种种角色，知识分子首先是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个人，这就要求他们在履行自身责任之前，首先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这包括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价值观、明辨是非的能力等等，否则只能是有“才”而没有“德”，不仅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而会成为文化蛀虫，成为民族败类。
其次，要有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同于普罗大众，是因为他们在某些领域有更为精深的专业知识和独特能力，这就使得他们必须具有自己的内在品格，惟其如此，他们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而这一内在品格可简单归结为陈寅恪先生所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谓“独立之精神”是说知识分子应保持警醒的意识、批判的精神，而非一味趋炎附势阿谀权贵；而“自由之思想”意谓知识分子在追求和认识客观真理的道路上要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并在这个基础上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此处的“自由”并非毫无节制的、没有原则的自由，而是指从事学术活动时，允许有不同声音的出现，允许有不同观点的参与。唯有这样，才能在思想交锋的火花中产生真理。当知识分子真正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化为其自身的内在品格时，才能重获大众认同，才能从根本上成为“民族脊梁”。
再次，要做好对后辈的培养和教导工作。后辈学子象征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思想状况和文化构成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因此对他们的培养和教导尤为重要。而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了某一领域专业知识的精英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还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不能只停留于做好自己的科研工作或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如何完成“传道”的历史使命，
简单来说，就是要以传统文化之深厚积淀，提升道德情操；以华夏文明之伦理道德，重建社会规范；以中华文化的良知仁爱，激励人性光辉
。当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能够薪火相传，当象征着未来的青年学子能够对本民族的文化持有客观、理性的态度，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时，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远葆有继续前行的希望。
第四，在为人师者的过程里，知识分子尤应规范自己的言辞表述和行为取向，即应怀有“爱惜羽毛”之心，不能凭借自己在某一领域的权威而滥发言论。由于他们知识的专业性和意见的权威性，公众往往会将知识分子的行为视作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标杆。当“师”者有过激言论时，则“学”者亦不免遭其误导。
这并不是说在面对社会问题时要求知识分子三缄其口得过且过，要扼杀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而是说，无论何种问题，都应在合理范围内得到有效解决。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更加要求我们能够进行深切的反省和严肃的思考，而非以一种不责任的态度进行戏谑和嘲讽。反观现在有些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对中国历史的随意解读和不屑一顾，尤其令人痛心。他们一边享受着国家为他们创造的一切社会条件，一边又对这个国家极尽抹黑之能事，甚至把这种行为当做一种“骨气”，一种“态度” 中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客观真实，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但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的就是一种正确的历史眼光、一份端正的社会思考，而非对这个国家的诅咒和谩骂。教育是一个民族最伟大的事业，而作为这份事业的参与者，知识分子要履行好自己责任和使命。
第五，以建立文明社会为追求，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明末东林党人有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书人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更重要的是参与到社会进程中来。康德在描述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精神时说：“用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做好“时代舵手”，就要有敏锐的社会观察力和深切的济世情怀。唯有如此，才能在发生公共事件时及时发声，表明立场，为公众拨云见日，指明道路。而在这一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敢于言说的气魄。但此处的“敢于言说”并非为博眼球的哗众取宠，而是敢于以社会良知的形象维护道义，坚持真理。
作家野夫曾云：“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疼痛，甚至剧痛。”这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是他们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在我毕业之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东杰教授曾以一篇《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方式，维持内在的尊严》送别我们，他希望我们在毕业之后保持“独立的精神、道德的勇气”，并告诫我们“这个社会的好坏，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而我认为，不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自觉肩负起一份责任，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每个人的参与，民族的未来，取决于每个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