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的入世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士”,也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满腔热血,他们忧国忧民,他们自觉的将国家命运与民族道义扛在肩上,每每在社会转折的重要关头,我们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或运筹帷幄,或指点江山,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谱写下自己的人生诗篇。 徐复观先生说:“中国从周初人文精神开始跃动时就有‘忧患意识’的出现”。这种“忧患意识”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到屈原的沉江而死,都体现出“士”这一阶层在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时的担当与气节。但这种“忧患意识”却要等到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肇始以后,才露其形迹。 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诚如他所说,是因为“天下无道”。在这里他已经把“弘道”视为自己的内在责任了。而除了儒家之外,诸子百家也纷纷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时期可说是中华文明最为灿烂的阶段,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足以为万世师表的人物,在此之后,至少在精神领域,后世再没有达到如此高度——我们习惯将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称之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他们甫一登台,便呈现出与西方知识分子强调“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理路之不同,他们不仅要“思”,而且要将“思”的成果转化为君王的驭国之“道”,所以,成为“帝王之师”便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即便飘逸豪放如李白,他虽曾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但当他真正得到唐玄宗征召时,他的喜悦之情也是溢于言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两句诗正是他渴望成为“帝师”的真实写照。而出于稳定统治的需要,历代君主也将笼络文臣谋士视为成就霸业的重要一环。 对中国历史稍作回顾,便可知道“士”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作为千古第一相,李斯助秦始皇一扫六合荡平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并创立多项制度,为后世奠定制度基础;唐太宗在看到新取进士之时大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宋代是科举制度发展和成熟的重要阶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读书人的梦想,平民士子得以通过科举制度大量登上历史舞台,北宋政治家文彦博更是明确提出君王应与“士大夫治天下”;此后,虽然朝代在不断更迭,甚至在南宋灭亡之后有“厓山之后无中国”之说,但中华文化的血脉并没有断绝,甚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葛剑雄先生就明确说道:“在蒙古入主中原开始,就基本接受和继承了以往各朝的制度·····从中国这一名称出现至今3100余年间,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渐扩大和稳定,它所容纳的民族与文化越来越多样和丰富,它所形成的制度日渐完善,中国是始终延续的,从未中断。总之,无论厓山前后,都是中国”。所以,可说“厓山之后无宋朝”,但却不能说“厓山之后无中国”。 而且在之后的历史进程里,即便在异族入主中原时期,如元和清,他们可以靠强制和暴力改变汉文化的诸多符号,譬如服饰,譬如削发,但却无一例外地在文化上成为“被征服者”,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后世政权始终没有废除科举制度,并使之成为获取人才、巩固统治的主要渠道,而这也成为中华文明没有断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这种传统也没有消亡,反而在那个特殊年代生发出更伟大的力量,闪耀出更耀眼的光芒。近代中国命途坎坷,山河破碎,当此民族危亡之际,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安心躲在象牙塔里不问国事埋头学问,而是将国家复兴、民族独立的责任扛在肩上。他们希图在政治昏暗、外患频仍、传统断裂的现实中探求民族自由、文化重光、国民新生的道路和方法,他们在穷愁困厄中努力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坚守知识分子的坚韧品格和高尚情操,于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特殊年代,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如今,我们习惯将那批人称为“民国大师”。虽然他们的个人命运和最终归宿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属于那个时代的发声者,他们用一篇篇文章,一段段文字摸索着中华文明的出路和未来,即便现在看来他们的观点也未必全对,但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站了出来。只要一个国家和民族还有这些“敢为天下先”的人,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不会真正消亡。 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在谈到古代士大夫精神时说到,“士”的精神传统有两大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二是重名节,讲骨气。由于“士”阶层所怀有的家国情怀和文人骨气,使得他们在面对社会动荡时更能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反省,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先贤前辈留下的那些数量浩瀚的文学作品:“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斯人已去,但他们的精神和风采却得以延宕,并且通过代际传承,渗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二、“入世”传统的失落 与传统士大夫相比,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局面完全不同,国家命运的走向已不是先前的朝代更迭模式,与“亡国”相关联的,是“灭种”。这里的“灭种”并非指中华民族的“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社会性质发生剧变,“士”也有了新的时代含义:“最迟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一个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即‘intellectual’,通译为‘知识分子’)”,从此,传统士大夫有了新的社会形象和时代称谓:知识分子。对此,余英时先生认为:“‘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民族存亡之秋,文明断绝之际,他们表现出了“士”的担当和责任,这在上文所述诸位民国大师身上都可窥见一斑。 笔者之所以要如此赘言,是因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世”传统在当代的失落。与大约不到一个世纪前的群星璀璨鸿儒辈出相比,在先贤名士不可避免的仙逝之后,在当下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论调是“这是一个没有一个大师的时代”、“知识分子失声的时代”。 资中筠先生在评论此种局面时说到,如今再以“士”的两大精神传统来看当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可以发现“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但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传统士大夫所怀有之“以天下为己任”和“敢为天下先”的胆略气魄也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日渐消散,“士”的入世传统似乎面临失落。 诚然,某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到何种高度,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文化政策等息息相关,但为何在当下我们陷入这样一种文化困境?个中缘由颇值玩味。 首先是社会价值导向的功利化,财富成为当今社会衡量人和事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当我们讨论一个人是否成功时,首先看他所拥有的财富;当我们讨论一件事的利弊时,首先考虑它能否为我们带来收益。这种价值导向产生的结果就是造成整个社会心态浮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早已成为故纸堆里的虚华辞藻。面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他们感到深深的无力和无奈。与成为道德英雄相比,人们更关心怎样获得实在的地位、权力和财富。诚然,无论是国家实力和家庭生活,都要有强而有力的物质基础,这也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但倘若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文精神和道德塑造的缺失为代价,那这样的无异于因噎废食顾此失彼。 其次是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使得现代人的时间呈现碎片化分布,加上现代媒介方式的出现,使得民众的阅读习惯逐渐式微。在现代生活节奏下,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已非传统的书本,而是形形色色的手机应用,碎片化的时间分布决定人们更愿意通过刷微博、看朋友圈来获取信息。而现代社会的种种生存压力使得人们在暂时放下工作时也趋于选择放松性、娱乐性、消遣性的活动,导致人文素养缺失。 再次,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媒体效应日益扩大,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通过媒体以大众利益代言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然而其中大多数并非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有着明确利益属性的“媒体知识分子”。如此一来,公共空间领域便成为媒体知识分子情感发泄、学术叫嚣的菜市场,而真正具有公共关怀潜力的知识分子则不得不停留在象牙塔之中。知识分子本身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以及周围大众的冷漠,使得知识分子的批判不仅失去主动的传播能力,更失去强力的社会支援。迷茫的知识分子或是明哲保身,或是投机取巧,或是一直挣扎在矛盾思想的土壤中,始终难以把握对公共空间的参与。 在如今的公共文化领域,到处充斥着的是煽动性的话语,而不是理性的分析、精神的高远,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知识分子逐渐被边缘化,恶趣味和庸俗化占领了文化市场,为迎合大众,媒体知识分子也不断地改造自身,时而爆出雷言雷语,誓作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至此,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被再度压缩。 而网络文化的兴盛和繁荣,也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网络文化的特征是对一切现象皆取戏谑之态度,无论何种严肃宏大之事物,一旦沾上网络,便显得不那么严肃,因为网民们总有方法在其中找到他们觉得有趣的“兴奋点”,并使之变得庸俗化,这一点从知识分子的称谓名称上便可看出端倪:“教授”变成了“叫兽”,“专家”变成了“砖家”,这一方面与知识分子的自身表现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代民众对“知识分子”所持之态度。 在中国传统社会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有这种称谓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在变化。知识分子本应担负起引导大众、针砭时弊的责任,但近些年频频发生的学术造假、论文抄袭等现象,再加上不时爆出的“桃色新闻”,都使得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普通民众中大打折扣,他们并不认为这个群体是社会精英和意见领袖,当民众的敬意与尊重渐渐被消费殆尽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逐渐转为了戏谑和调侃。 在这种种因素作用之下,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话语权,而且逐渐丧失了以往的道德高点和精神领地。 三、重拾“士”的精神传统 知识分子是历史转折时期的民族先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的引导息息相关。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而“士”阶层也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与气节。现下中国所面临的局势比先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复杂和严峻,在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至为重要,面对多元思想文化对国人的冲击和影响,当代知识分子应担负起时代舵手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冲破层层迷雾,探求民族未来。 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主动承担起“启蒙者”的责任,在论及当今社会的文化走向时,资中筠先生说道:“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再一次启蒙,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 而对这一群体自身来说,在已经出现“知识分子失声”倾向的社会趋势下,如何重回公众视野,承担好“时代舵手”的责任,是每个有社会良知的知识人都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 首先,知识分子应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不论何种活动,其本质都是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抛却其所扮演的种种角色,知识分子首先是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个人,这就要求他们在履行自身责任之前,首先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这包括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价值观、明辨是非的能力等等,否则只能是有“才”而没有“德”,不仅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而会成为文化蛀虫,成为民族败类。 其次,要有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同于普罗大众,是因为他们在某些领域有更为精深的专业知识和独特能力,这就使得他们必须具有自己的内在品格,惟其如此,他们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而这一内在品格可简单归结为陈寅恪先生所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谓“独立之精神”是说知识分子应保持警醒的意识、批判的精神,而非一味趋炎附势阿谀权贵;而“自由之思想”意谓知识分子在追求和认识客观真理的道路上要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并在这个基础上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此处的“自由”并非毫无节制的、没有原则的自由,而是指从事学术活动时,允许有不同声音的出现,允许有不同观点的参与。唯有这样,才能在思想交锋的火花中产生真理。当知识分子真正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化为其自身的内在品格时,才能重获大众认同,才能从根本上成为“民族脊梁”。 再次,要做好对后辈的培养和教导工作。后辈学子象征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思想状况和文化构成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因此对他们的培养和教导尤为重要。而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了某一领域专业知识的精英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还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不能只停留于做好自己的科研工作或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如何完成“传道”的历史使命, 简单来说,就是要以传统文化之深厚积淀,提升道德情操;以华夏文明之伦理道德,重建社会规范;以中华文化的良知仁爱,激励人性光辉 。当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能够薪火相传,当象征着未来的青年学子能够对本民族的文化持有客观、理性的态度,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时,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远葆有继续前行的希望。 第四,在为人师者的过程里,知识分子尤应规范自己的言辞表述和行为取向,即应怀有“爱惜羽毛”之心,不能凭借自己在某一领域的权威而滥发言论。由于他们知识的专业性和意见的权威性,公众往往会将知识分子的行为视作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标杆。当“师”者有过激言论时,则“学”者亦不免遭其误导。 这并不是说在面对社会问题时要求知识分子三缄其口得过且过,要扼杀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而是说,无论何种问题,都应在合理范围内得到有效解决。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更加要求我们能够进行深切的反省和严肃的思考,而非以一种不责任的态度进行戏谑和嘲讽。反观现在有些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对中国历史的随意解读和不屑一顾,尤其令人痛心。他们一边享受着国家为他们创造的一切社会条件,一边又对这个国家极尽抹黑之能事,甚至把这种行为当做一种“骨气”,一种“态度” 中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客观真实,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但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的就是一种正确的历史眼光、一份端正的社会思考,而非对这个国家的诅咒和谩骂。教育是一个民族最伟大的事业,而作为这份事业的参与者,知识分子要履行好自己责任和使命。 第五,以建立文明社会为追求,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明末东林党人有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书人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更重要的是参与到社会进程中来。康德在描述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精神时说:“用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做好“时代舵手”,就要有敏锐的社会观察力和深切的济世情怀。唯有如此,才能在发生公共事件时及时发声,表明立场,为公众拨云见日,指明道路。而在这一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敢于言说的气魄。但此处的“敢于言说”并非为博眼球的哗众取宠,而是敢于以社会良知的形象维护道义,坚持真理。 作家野夫曾云:“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疼痛,甚至剧痛。”这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是他们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在我毕业之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东杰教授曾以一篇《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方式,维持内在的尊严》送别我们,他希望我们在毕业之后保持“独立的精神、道德的勇气”,并告诫我们“这个社会的好坏,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而我认为,不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自觉肩负起一份责任,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每个人的参与,民族的未来,取决于每个人的努力。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国史教育、通识教育,不是标准教材,不是专业课程。以我见之熹微,给同学们指前路。 煌煌二十四史外,中华在口口相传的神话里。 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刑天舞干戚,共工怒撞不周山。中华民族,上古以来,基因传承,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生生不息。 上帝视角,在地球的中间,陆地最高处,我们就是中华。 你可以在青藏之巅俯瞰全世界,心随张骞使团越过葱岭,登上郑和宝船,穿行波斯湾。驻足秦岭,回看长安街灯,逡巡河西走廊,聆听历史里的声声驼铃。你或可看见长白山翻飞的海东青,长江口回流的中华鲟。在女真族故地北顾西伯利亚,在南沙群岛西望马六甲。 星移斗转,很早结成群,组成族,建成国,连绵不断,傲视古今。在我们秦朝大一统时,罗马共和国在地中海旁,欧洲大陆还是若干小邦,美洲大陆还是印第安人的家园,澳洲大陆还没被发现。是东汉光武帝授倭奴国王印,明朝嘉靖年间俄罗斯才刚成形。 人类社会以来,这里群星灿烂,群雄竞逐。族群生息,野火春风,薪火相传,弦歌不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家一姓的王朝兴亡不断,但作为中华的天下从未中断。匈奴族刘渊自认汉统,北魏对汉文化倾慕不已,契丹族以中华自居。中华精神、中华智慧、中华气派、中华制度,构成中华文明的壮美画卷。 中华精神 我们身体的祖宗,传承的基因也许很平凡,但我们精神上的祖宗却很伟大。中华精神,集义而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化为一种浩然之气。 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多么博大豪迈。 那些斐然文采流淌在血脉里。那是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至今脍炙人口。 那些勇武刚强传遍我们周身。坦步葱雪咫尺龙沙的班超,沉勇有大虑的陈汤,坚守玉壁城的韦孝宽,让上帝折鞭的王坚,横扫中原的陈庆之,令人为之神往。 这些品质的精神内核:忠孝廉节,智信仁勇。 苏武忠于汉不失旌节,文天祥忠于宋不指南方誓不休,强项令董宣忠于法不畏权贵,徐德言忠于誓言得以破镜重圆。 缇萦救父,李密陈情。花木兰代父出征,岳飞精忠报国化孝为忠。 羊续悬鱼,杨震拒金,王恭身无长物,包拯不持一砚归。 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陆秀夫蹈海殉国,于谦粉身碎骨全不怕。 田忌赛马,曹冲称象,纪渻子斗鸡。城市建在山南水北,房屋讲究藏风得水,治水可以深淘滩低作堰,一年精巧分为二十四节气。 商鞅徙木立信,韩信报一饭之恩,季布一诺千金。张良守信得遇黄石公,宋濂守信成就大学问。 仁者人也,仁者不忧。白居易同情市南门外泥中歇的卖炭翁,杜甫风中祈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敢横刀立马,敢单骑退敌,敢破釜沉舟,敢背水一战,敢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中华智慧 中华大一统,阴阳分合,对立统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诸子百家,各有主张。中华文化多彩纷呈,凝聚为一种向心力。 儒家智慧讲仁义忠恕,讲学而时习之,讲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讲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乐于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向往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道家智慧讲贵生度人,清静无为。讲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讲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讲夫惟不争,莫能与之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法家讲奉法者强则国强。讲法不阿贵,讲自胜者强,讲富国强兵,讲循名责实。讲法术势,讲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兵家智慧讲上兵伐谋,知彼知已,攻心为上,兵贵神速。长平之战诱敌深入,灭楚之战稳扎稳打,垓下之围十面埋伏。孙膑围魏救赵,霍去病千里奔袭。医家讲识未病,会刮骨敢开颅,崇尚上医医国。 那些悬壶济世的医者,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张仲景,至今为人传颂。《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千金方》,既治病也治心。 中华气派 有少年英雄,多少豪杰,一如你们的年华,已经闪闪发光,甘罗、霍去病、王勃、苏东坡。有老当益壮,姜尚、马援,刘仁轨、左宗棠,至今让人壮心不已。有巾帼英雄,花木兰、独孤伽罗、李清照、秦良玉,犹然可见飒爽英姿。特立独行,听从内心召唤,像徐霞客那样走着,像祖逖一样起舞,像玄奘一样虔诚,像王羲之那样洒脱。爱憎分明,任真情流露。让秦桧跪着,将关公供着,为袁崇焕守着,把杨家将唱着。 家国情怀。家国一体。国有宗庙,族有宗祠。保家卫国,先国后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崇文尚武。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之外,文有私著的昭明文选,古文观止,有官修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字有甲骨文、小篆、隶书、行楷草书。武经七书十八般武艺之外,各家拳法各派武功。有男儿带吴钩,有剑客走天涯。虞允文、王阳明,书生也能领兵。孙武,戚继光,武将也会著书。 安居乐业。衣冠南渡,土尔扈特部回归,湖广填四川,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追寻那片丰美水草,那块沃野净土,心中的天府之国、桃花源。 中华制度 选举制度陈陈相因又层层递进。世袭制,军功制,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科举制。 财税制度围绕人口土地展开。初税亩,租庸调, 方田均税法,一条鞭法,两税法,摊丁入亩。 兵役制度反复原始。私兵府兵、募兵征兵、军户制、卫所制、八旗绿营团练制。 法律制度重刑法轻民。法经、秦律、汉九章、开皇律、永徽律、宋刑统、至元新格,大明律明大诰,大清律例。 古代的营造将作制度,至今仍可感知甚至触摸。有些从书里看到,天工开物,营造法式,齐民要术,园治,茶经。有的可以近距离感受,登临长城,船游大运河,漫步都江堰。有的可细品,青花瓷,唐三彩,端砚建盏,斗拱旗袍,蒙山茶武夷茶。有的可追寻,金牛道,五尺道,茶马司,市舶司,锦官城,车官城,交子务。中华风物千年不绝。 中华腹地 我们所在的巴蜀,从来就不是一隅,一直是中华腹地。秦得巴蜀,益轻诸侯,秦强汉兴均得益于巴蜀,唐以剑南西川为回旋,南宋以川峡为屏障。国民政府整理川政,再作战略大后方。北有剑门关,南有雪山关,西有筹边楼,东有白帝城。不仅有三星堆金沙遗址,还有宝墩遗址、江口崖墓、高颖阙、樊敏阙、冯焕阙、沈府君阙。不仅有钓鱼城,还有神臂城、青居城,云顶石城。不仅有乐山大佛,还有荣县大佛、仁寿大佛、安岳石刻,北周文王碑。有望江楼长联,有武侯祠攻心联。不仅有三苏,还有三陈。你或可遇见峨眉峰下听琴的李白,中岩寺唤鱼的苏轼,凭吊千古一人的虞允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陈子昂。你会喜欢夫妻肺片的草根味道,认同麻婆豆腐的劳动人民情怀。不作不妖,质朴真实,麻辣痛快。 上下五千年,我们只是一瞬。浩瀚百万里,我们只是一粟。但我们在这里,那些傲然的骨气、正气、浩然之气,那些澎湃的真心、壮心、光明之心。这就是中华。 2024 年 10 月 18 日
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大一统帝国,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远的历史影响。通过对四个文稿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对隋朝的重建、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以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首先,隋朝的建立与杨坚的称帝,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隋朝之所以被称为“杨隋”,是因为其开国皇帝杨坚的姓氏。隋朝的建立是在北周宣帝宇文赟去世后,通过一系列政治变动,最终由杨坚掌握实权,迫使北周最后一位皇帝退位,从而建立了隋朝。这一过程中,关陇集团的军事贵族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他们的政治本位政策和对皇权的支持,为隋朝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隋朝的政治制度在隋文帝时期开始形成,其中包括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三省六部制是隋朝中央政府的核心机构,包括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以及下属的六个部门。这一制度在后来的唐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地方行政制度方面,隋朝简化了行政层级,将郡县制改为州县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一改革有效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也为后来的朝代提供了行政管理的模式。 隋朝的经济政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隋文帝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如“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旨在增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对人口的控制。大索貌阅是一种户口清查制度,通过严格的人口统计和年龄核实,确保国家的赋税和劳役来源。输籍之法则是对赋税制度的改革,通过建立固定的税收标准,减少地方官员对百姓的额外勒索,使税收更加公平合理。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隋朝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国家仓库充实,户口数量大幅增加。 隋朝的统一不仅是民族斗争和融合的结果,也是制度、观念和文化层面上的进步。隋朝的统治者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使得国家仓库充实,户口数量大幅增加。然而,这种国家层面的富裕并没有直接转化为百姓的福祉,反而可能带来了更重的赋税和劳役负担。隋朝的统治者在追求国家统一和繁荣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如何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挑战。 隋朝大运河的开凿,不仅促进了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运河的开凿是隋朝的一项宏伟工程,它连接了南北水系,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然而,运河的建设和维护也给隋朝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最终可能导致了隋朝的短命。 隋朝的灭亡与农民起义有关,这些起义对唐代前期政局的奠定起到了关键作用。隋朝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隋朝的法制、税收制度、以及对地方行政的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发展。尽管隋朝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而灭亡,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隋朝的统治者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为后来的唐宋两代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隋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它不仅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而且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隋朝的历史经验对于后世的统治者来说,既有成功的启示,也有失败的教训。隋朝虽然短暂,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却是深远和持久的。
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2021级本科生王萍,接下来由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唐朝历史中文物的思考和感悟。 唐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之一。国力强大,文化繁荣。这个时期,美洲尚未被欧洲人发现;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城市破败,田园荒芜。唯有中国这块土地,呈现一派光明、繁荣兴旺的景象。那么唐朝为什么在中国甚至世界中都是一段璀璨夺目的历史呢?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探寻唐朝的秘密。 一、唐朝的发展 我们首先从历史脉络中探寻一下唐朝的发展轨迹。 1、开国统一 隋朝末年,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隋朝的暴政,唐朝由此兴立。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声誉远播。唐朝的发展历程在李渊起兵晋阳时拉开序幕。617年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次年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此为唐朝之开国统一。 2、贞观之治 继李渊之后,李世民——唐太宗上位。由于唐太宗能任用贤能、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诤臣; 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休养生息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故史称“贞观之治”。 3、永徽之治 649年,李志——唐高宗继位。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唐高宗时期,唐朝的疆域扩张到了极限:东起朝鲜半岛,抵达日本海;西临里海,占有半个中亚,抵达阿拉伯。 4、武周代唐 公元690年,武则天废睿宗,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即武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武则天掌权与称帝的期间,国家较贞观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并为之后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5、开元盛世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清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经济迅速发展,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前后共29年。 6、安史之乱 而物极必反,继开元盛世之后,唐朝由盛而衰。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发起政治叛乱,历时七年零二个月,史称安史之乱。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7、日落西山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二、唐朝的成就 大唐帝国(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 ,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她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物质财富,也拥有世界上最灿烂、最辉煌的精神财富。诗歌、乐舞、书法、绘画、雕塑、建筑、园林,在当时的世界上毫无争议地处于最高水平。现在,我们只能通过唐人自己留下的物质作品或文字作品去揣摩和想象她的发展成就了。首先是农业: 1、农业 唐朝前期,由于社会的长期安定、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朝廷劝农兴农政策的鼓励,使得农业获得了显著发展。到盛唐时期,农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杜甫对开元时期男耕女织、仓储富足的盛世景象更是赞叹不已:"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而耕作技术的提高是粮食产量的增产的主要原因。左图是敦煌壁画 耕稼图,由此可见一斑。 2、手工业 而唐朝的手工业水平发展也进入全盛时代。白居易曾以优美的诗句描绘了江南缭绫的巧夺天工和织女们的高超技艺:"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纺织品的精美、织染技术的精湛从诗中可见一斑。20世纪以来,在新疆吐鲁番、甘肃敦煌、陕西法门寺地宫等处发现了不少唐代纺织品和手工制品。它们的花色繁多、花纹精巧、色泽鲜艳,都令人惊叹不已。 3、医学成就 除此之外,唐朝的医学成就也极具借鉴意义。唐朝的太医署是世界最早的医学校。它制度较健全,分科明确,不但继续延袭着家传和师徒传授的优良传统,更开创和发展了学校式的医学教育模式。 太医署的学制十分严格,据《唐六典》记载,体疗科修业期为七年;疮肿、少小科修业期为五年;耳目口齿科修业期为四年;学生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太医署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考核更为严格,在原则指出”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唐太医署的课程设置和学业教育方法也是很有特点的,既强调:集中进行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也很重视根据不同分科进行专业技术课程的小班教学方法,同时很注意学生实际临床操作技艺的培养,在共同基础学科考试及格的基础上,才可以参加分科学习。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历代不少名医都来自医学校,如宋代陈自明,元代危亦林、齐德之,明代徐春甫等。 唐朝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她的辉煌成就值得我们顶礼、学习,但是我们顶礼唐朝、学习唐朝不是复制唐朝,而是超越唐朝,创造一个远比唐朝辉煌的现代中国。 而作为公卫学子,唐朝给予我的重要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方面是站在公卫学子角度的自我职业发展领悟,另一方面是站在国家发展,民族富强的大我领悟。 三、公卫学子的思考 其实能看出来,现代中国医学教育甚至世界医学教育隐隐有唐朝太医署发展的影子。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实际操作技艺的培养(即科研能力和综合能力),以及深深的职业认同感、使命责任感等职业素养,都是适应当前健康中国背景下对我国高素质公共卫生应用型人才的发展需要。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是个体接触专业、了解专业的前提,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动力基础,以及医学思想升华的源泉。但对于面向人群,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复杂程度高的公共卫生专业而言,如果仅为学习而学习,理论学习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才能达到提高岗位胜任力的目的。因此,作为公卫学子,在学校提供的实习实践平台中强化医教协同,积极参与各项课题实践以及活动中。从感性上更加理解公共卫生实践对综合能力的需求和“知易行难”的道理,加强密切联系实践的建设与完善,真正做到学有所长,并获益终生。 科研能力主要通过综合能力对职业素养产生间接正向作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健康影响因素展开的。现阶段的公共卫生事业要真正地做到预防关口的前移,将医学发展理念从疾病诊疗提升拓展为预防、诊疗和康养,加快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转变,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就不能仅限于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培养的问题,更应注重自身科研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培养。作为公卫学子,我们更应该结合新时代背景,培养自己文献检索、论文撰写,熟悉科研研究设计和实施流程、项目管理和一定的学术交流能力,此外还应具备问题意识和需求意识,自主思考研究公卫科研背后的远期效益和社会价值,以便在将来的工作中为区域卫生政策制订、执行和卫生规划提供更可靠的技术支持和循证决策。 而综合能力对职业素养有较大的直接正向作用,公共卫生立足社区,面向人群,核心任务主要包括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监督监管等。在履行职责及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可避免地要与群众多方沟通与协调,对综合能力的需求高,因此,作为公卫学子,我们也需要有针对性、系统性和延续性培养自身综合能力,加强职业认同感、使命责任感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思想,致力于健康社区愿景,实现健康公平的核心价值,助力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因此,专业知识、科研能力以及综合能力都对职业素养有直接或间接正向作用,胜任力要素之间存在复杂关联。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从业人员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敏锐的科研思维,良好的应变能力和职业素养。 以上是从职业发展与国家需要相结合的“大我”层面启示,接下来我想谈谈唐朝对于自我修行的“小我”启示。 其实,单独拎出来任何一点,唐朝都算不上是历朝历代中最优秀的。要比国土面积,唐朝比不上元朝、清朝;要说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唐朝比不上宋朝;要说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唐朝比不上春秋战国。那么唐朝到底是什么地方,让人崇敬,让人向往呢?我个人认为,唐朝最让人憧憬的,是它开放包容的思想文化。开放包容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唐朝的开放程度:唐朝享国近三百年,而这三百年间,曾经二十多个外国人,在唐朝政府出任高官。比如,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是西域的康国人。而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核心人物之一李光弼,是北方的契丹人。后来,李光弼因为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官至宰相高位。 古人云:“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宽容豁达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品格、胸襟和气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圆融才能无碍,包容才能共进。以开放包容的心为人处世,做到心胸开阔,才能容得下更多的东西,成就更大的事业。做到重修炼、重修养,能包容、善沟通,知恩、感恩、谢恩,以开阔的心胸,在为民服务的公卫事业中行稳致远。 唐朝是一本厚厚的书,这其中有着无穷的智慧,值得我们反复地研究、学习、反思、吸取。 唐朝是一面鲜艳的旗帜,昭引着我们奔向复兴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 顶礼唐朝,超越唐朝,复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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